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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家公园：六十年绿色发展之路******

　　【环球视野】

　　作者：陆洵（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法国是1992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主要缔约方之一，2011年法国政府公布了包含六大方向的生物多样性国家战略，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战略框架。法国自1963年划设首个国家公园以来，60年间总共建成11个国家公园，总面积达6万多平方公里，占法国国土总面积的9.5%，每年吸引近900万名游客。法国国家公园由法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直接管理，受法国生物多样性署统一领导。法国政府认为，国家公园的建设与执行生物多样性国家战略的目标紧密相关，国家公园是生物多样性领域的关键行动方，是兑现法国在联合国公约和国家战略中做出的“环境承诺”的关键一环，因此国家公园的建设也是法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国国家公园是法国展示国家形象的一张生态名片，增强了法国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资源丰富、面积广袤的国家公园，是法国绿色发展之路的有力见证。

　　1.法国国家公园诞生的历史背景

　　1832年，美国画家乔治·卡特林首次提出国家公园的概念。1872年，美国国会批准设立世界上首个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国家公园建设风潮随之席卷全球。

　　与美国相比，法国国家公园的建设存在明显的滞后，其背后原因错综复杂。就地理环境而言，美国是一片地广人稀的大陆，自然景观以广袤荒野为主。而法国所在的欧洲，人类活动痕迹相当明显。欧洲大陆的人民千百年来与自然紧密关联，依靠自然繁衍生息，但是无论是人口迁移、土地开垦、森林砍伐，还是河道整治、开山挖矿、采石造房，甚至是此起彼伏的战争，都在一定程度上了破坏了生态系统，改变了自然面貌，因此要在欧洲找到一处完全没有人类活动身影的自然区域就比美国困难得多了。

　　虽然法国国家公园的发展史比美国短得多，但法国民众自然保护意识的觉醒却并不逊于美国民众。19世纪，伴随着法国社会无序放任的城市化进程，许多有识之士看到工业生产污染严重，自然景观遭到肆意破坏的现象，深感自然保护工作势在必行。在法国历史上，首次提出保护自然遗产的当属巴比松画派的画家们。巴比松画派是1830年到1840年在法国兴起的乡村风景画派，因其主要画家聚居在巴黎南郊枫丹白露森林附近的巴比松村而得名。枫丹白露森林位于巴黎南郊50公里处，风景秀美，植被茂盛。从19世纪初开始，这处原始森林便进入众多艺术家的视野，画家、作家、诗人纷纷前来，旅居此地进行艺术创作，巴比松派便是这一时期最有名的艺术家团体。巴比松派的画家们终日在枫丹白露森林中漫步写生,观察研究自然界的风云变化,表现大自然的壮丽景色,描绘富有诗意的田园风光,创造出一种朴素自然的风景画派，进而对后来的印象派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画家们觉得林业管理部门计划在枫丹白露森林中进行的砍伐活动“过于人工化”，破坏了森林的原生态风貌，便集体向拿破仑三世上书，呼吁保护这片原始森林。1861年，法国颁布法令正式创建“枫丹白露艺术保护区”。枫丹白露是法国第一个由政府下令成立的自然保护区，其后成为许多欧洲国家效仿的国家公园原型。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法国的自然保护主要依靠政府官员、旅游协会成员、社会知名人士等个人力量推动。1913年，法国阿尔卑斯山俱乐部发表了署名爱德华-阿尔伯特·马特尔的一篇长文，对当时全球的国家公园进行了调研分析。1923年，时任法国河流森林管理处官员的阿尔方斯-马泰·杜普拉兹首次提议使用“国家公园”一词，尽管“国家公园”这一称谓在当时的法国还缺乏法律依据。法国旅游俱乐部副主席亨利·德费尔等人为阿尔卑斯山区的国家公园项目奔走呼吁，他们认为那里是大自然自我再生能力的未来“实验室”。可以说，这些人堪称法国环境保护运动的先驱，他们奏响了法国国家公园建设的序曲。

　　2.法国国家公园建设的法律依据

　　1933年，法国生物地理学会发起了一项关于全球保护区和公园功能的调查，因为当时法国学界“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混乱”。显然，法国专业协会已经意识到国家公园建设不光是涉及自然保护的学术问题，还必须由法律来保驾护航。

　　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法国在国家公园方面的立法推进较晚。一方面，法国早期的国家公园除了原始区域以外，还包括一些农村地区，这就给国家公园建设带来许多不确定的人为因素。另一方面，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法国人普遍认为“公园”是封闭、禁锢的代名词，这一词语造成的负面的心理影响让民众对国家公园产生了抵触情绪。另外，由于国家公园是政府主导的建设项目，所以这种抵触情绪里也暗含着民众对当时国家权力的不信任。

　　20世纪初，法国社会围绕国家公园的建设展开了诸多讨论，法兰西学术院院士乔治·杜哈梅尔等社会名家也加入了讨论阵营。经过社会各方的不懈努力，法国政府终于在1960年通过了由法国农业部牵头、农业部下属的水务与林业局具体起草的国家公园法。这是法国历史上首部国家公园法，为日后法国国家公园的划设奠定了法律基础。当时法国政府已经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法律，旨在实现法国农业现代化，而这部国家公园法恰好为法国农业现代化的立法工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国家公园法的起草与出台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也伴随着激烈的争论。部分科学界人士不赞成向公众开放国家公园，他们认为这与环境保护的理念相矛盾，而且也会妨碍科研活动。另一部分人则持相反意见，他们希望把国家公园变成开放的公共空间，让长期与大自然隔绝的城市居民得以回归自然、亲近自然。此外，一些专家认为建设国家公园可以恢复野生动物种群的数量，同时也是帮助当地居民脱贫致富的有效手段。国家公园法正是在听取各方意见的过程中，由政府对国家公园布局做出的全面综合的法律回应。

　　法国国家公园法自1960年通过以来，一直是法国国家公园建设的根本大法，法国政府也据此划设了瓦努瓦斯国家公园、克罗港岛国家公园、比利牛斯国家公园、塞文山国家公园、埃克兰国家公园、梅康图尔国家公园、瓜德罗普国家公园等7个国家公园。随着法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这部法律逐渐显得与其他法国法律、行政环境和社会诉求不相适应。2006年，法国政府通过了《国家公园法》修正案，这部修正案更新了法国国家公园的立法和监管框架，创新了国家公园的管理模式，完善了国家公园的管理规章。国家公园的运作基础更加广泛，更加尊重地方传统和习俗。自2007年起，法国政府根据这部修正案又新划设了留尼汪岛国家公园等4个国家公园，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法国环境保护工程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3.决策与咨询并举的公园管理体系

　　根据2006年修订的新国家公园法规定，法国国家公园由核心区和加盟区组成，其使命是将人类活动与自然保护有机结合起来，保护自然文化遗产，传递自然文化价值，并承担向青少年传授自然知识、培养其环保理念和生态意识的教育任务。为了完成新使命和新任务，改革后的法国国家公园由公园的公共机构、审议机构、咨询机构共同管理。管理体系的提升与完善为国家公园的保护和治理带来了新的生机。

　　隶属于法国生物多样性署的国家公园管理局，是法国环境与能源部监管的公共机构。管理局领导国家公园采取统一行动，制订和实施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与措施，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景观保护、环境监测、旅游管理等诸多专业领域，下设遗产部、发展部、宣传部、财务部、人事部等多个行政部门，负责国家公园的日常管理和正常运作，保障国家公园履行基本职能。

　　国家公园董事会是国家公园重大决策的审议机构，体现了国家公园多方参与治理的管理模式，可以有效解决自然保护与地方发展之间存在的诸多矛盾问题。董事会成员主要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官员、地方相关行业代表、国家公园工作人员、专业人士以及国家公园区域内的农户代表等组成，并从中选出一名主席和两名副主席，其最终名单需上报环境与能源部并由部长批准。董事会对事关国家公园发展的重大事宜进行审议决策。根据工作需要，董事会主席、董事会办公室和国家公园园长可在一定范围内代表董事会行使职权。董事会主席代表国家公园执行董事会确定的宣传、合作、国际关系等方面的重大事项。国家公园的管理章程也由董事会主席主持起草。董事会下设董事会办公室，负责董事会会议的准备工作，及时跟踪董事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国家公园除了拥有董事会这样的决策审议机构，还拥有两个咨询机构：科学委员会，经济、社会和文化委员会。科学委员会协助国家公园董事会以及公园园长行使其权力，其成员由生命科学、地球科学和人类及社会科学领域的专业人士组成。经济、社会和文化委员会协助董事会跟踪政策落实和公园宪章实施状况，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繁荣。该委员会由相关机构、协会、社会知名人士以及国家公园居民和商户代表组成。

　　此外，法国国家公园还拥有由董事会成员、行政部门代表、地方政府官员、社会专业人士组成的若干专业委员会，这些专业委员会负责向董事会提供水利、农业、林业、旅游、教育、国际关系等方面的专业建议，为董事会商议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和科学依据。

　　4.核心与加盟共建的生态共同体

　　法国国家公园划设的一大创举，在于把国家公园分为核心区和加盟区，并按照生态共同体的原则把这两大区关联起来。根据法国国家公园宪章规定，核心区的目标是保护自然、文化和景观遗产，而加盟区则注重这些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核心区与加盟区的协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既要保证人类活动空间的可持续发展，又要保证野生动植物生存空间的生态连续性。法国提出的国家公园模式便应运而生。它从共享、全面、动态的维度引入崭新的公园组织和管理模式，公园虽有不同分区，但又统一规划、整体保护。

　　法国国家公园的核心区本质上是具有示范效应的自然保护区，其管理宗旨是以宏观协调、统一管理的方式，保持、发展和恢复公园内的生态功能，避免环境保护工作的碎片化。核心区是重要的生态观测区，科研人员需要在此区域对天气、水文、物种、植被等因素进行长期监测记录，同时将这一区域的监测值与周边非国家公园区域的监测值进行分析比较。核心区也是重要的保护区，国家公园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对区域内的自然遗产、生物多样性、海陆生态系统、文化和景观遗产等内容开展长期的保护工作，避免人为破坏行为，让生物的繁衍生息以自然方式进行，确保国家公园的景观特征具有可持续性。值得一提的是，核心区设置的初衷并不是对游客一禁了之，而是在控制游客数量、规范游客行为的基础上，让游客充分探索自然，培养其尊重自然、分享自然的生态意识。

　　处于核心区外围的加盟区则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础，致力于推动和发展与自然文化遗产特征相协调的经济活动。这一区域的核心任务是维系、促进自然环境与人居环境的和谐互动，自然景观、生态系统、相关物种的多样性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自然保护区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加盟区体现了协调、合作、共赢，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参照范式。

　　虽然核心区是国家公园的建设重点，但在保护、修复核心区的自然环境时，必须突破传统“孤岛式”的自然保护模式，通过绿色基础设施和蓝色基础设施整合生态网络，以核心自然保护区的交汇枢纽功能打造完整的生态共同体。对核心区的保护和管理往往有助于维系甚至加强加盟区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由于紧邻丰富的自然、文化和景观遗产，加盟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得以显著改善，这对国家公园的周边地区也具有示范效应。普通民众对探索国家公园核心区的强烈兴趣促进了旅游业的蓬勃发展，而旅游业正是加盟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产业。

　　法国国家公园的核心区以保护为重，加盟区则以发展为重，并与核心区的保护工作相向而行，而不应对其产生负面影响。虽然两区的工作各有侧重，但都需在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统一谋划，协同推进，从而将国家公园打造成名副其实的生态共同体。国家公园的核心区和加盟区生动反映了生态共同体理念，两个区域互惠互利，表明保护自然与经济发展并不矛盾，是可以和谐并进的两大发展目标。

　　5.法国国家公园建设的独特经验

　　法国国家公园经过60年的精心建设，成绩斐然，其建设经验主要体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执行科研任务。国家公园在核心区建立科学观测站，根据观测内容进行数据监测、记录、统计和分析，制作国家公园简报、地图册、数据库等，并与相关部门进行数据共享。核心区还负责修复受损植被，清除外来入侵物种，根据需求引进物种，实现对自然景观的生态保护和修复。

　　二是规范日常管理。国家公园布局合理规划，注重日常管理，既能让游客参观好国家公园的自然景观和文化遗产，又能够对游客数量做到整体可控，减少游客数量过多对环境造成的潜在破坏和不利影响。基于这一目标，国家公园管理局设置了合理的参观路径、指示牌、残疾人通道、紧急避难场所等公共设施，提升国家公园内人与自然共处的和谐度。

　　三是实行多方共建。国家公园吸纳合作伙伴，签订合作协议，与社会各界展开积极合作。通过与合作方的协调共建，帮助他们落实各类环境保护计划。此外，国家公园还对合作方提供技术支持和资金补贴，定期召开工作会议，确保合作方的行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和遗产保护。比如：与当地农户共同商定和实施农业环境措施，让农户们既能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活动，又不对园内的自然环境造成人为破坏。另外，对参与国家公园核心区管理工作的合作方给予免税待遇。

　　四是品牌助推经济。自然文化资源的品牌与资质认证可以为地方经济的腾飞插上翅膀，其中最著名的当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法国国家公园品牌也同样助力地区发展，通过授权使用国家公园标志，建立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机制，支持地区农业经济和旅游产业。依托国家公园打造产品与服务品牌增值体系，凸显了国家公园在经济发展中的品牌效应。

　　五是开展科普活动。建立国家公园可以促进环保教育，培养公民尊重自然的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国家公园除了接待公众以外，还联合当地环保部门和行业协会，组织环保主题科普展，举办相关教育培训项目。通过一系列科普教育活动，为法国年轻一代营造浓郁的“自然文化”，让生态文明教育真正做到从娃娃抓起。

　　六是拓展国际合作。法国国家公园与其他国家的国家公园建立合作关系，并通过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欧洲公园联盟体系等跨国组织展开国际合作。作为法国生物多样性国家战略的主要行动方，法国国家公园有责任兑现法国政府在各种欧洲和国际协议上对国际社会许下的环境承诺，如国际湿地公约、欧洲生物多样性战略、欧盟海洋战略框架指令，欧盟水框架指令、欧盟野生鸟类保护指令、欧盟人居指令等。法国国家公园也正是通过各类国际合作项目，提升了自身在国际社会的认可度和知名度。

　　从1963年在阿尔卑斯山区划设的瓦努瓦斯国家公园至今，法国国家公园的建设与发展已经走过六十载春秋。法国政府通过国家公园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国家行为的层面，借助法律和政策进行统筹协调、多方共建，兼顾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把国家公园打造成法国绿色经济的示范窗口，提升了法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

　　穿过悠悠岁月，法国国家公园和法国久负盛名的历史名胜一样，已经成为法兰西文化的重要符号。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2日 06版）

我守护我见证 “边关军语”见证边防变迁******

　　站在祖国万里边关，我守护我见证——过去·现在·未来

　　“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站在边关处处透着春意的土地上，用这两句诗来描述边防新景观，别有一番韵味。

　　说到山苍苍雪茫茫的边关，我们立即想到的就是地理标志上的漫长距离。但是，一则则来自边关的新闻，犹春野之绿，犹和风之沐，鲜活而温馨地表述和见证着边防战士们对远与近，对苦与乐，充满青春气息的理解和诠释。

　　新春来临，驻守喀喇昆仑的战士放眼苍穹，给正在那里“出差”的航天员送上了特殊的新年礼物，并以照片的形式传递到太空。礼物是在两块“昆仑石”上的画作，一块是3位航天员的画像，一块是战士们与中国空间站的“合影”。石头上的留言，抒发着高原官兵特有的豪迈——“地球上，我与你最近。”

　　冬奥会开幕后，风雪弥漫的新疆阿勒泰边防哨所训练场上，立起了几尊战士们堆塑的“冰墩墩”雪雕，虽说其稚态可掬的造型比不得令国人倾心向往的“金墩墩”“银墩墩”，但战士们在与家乡亲友的视频中，总是自豪地进行着“科普”：世界上最早的有滑雪场面的岩画，就出自阿勒泰地区。经过鉴定，那可是出自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

　　“冬奥会离我们很近，我们要伴随这冰雪盛会和祖国一起向未来。”一万年也好、一万里也罢，遥远的时空在年轻一代戍边人眼里，不过是一个“冰墩墩”的距离，因为他们此刻，“离家门最远离国门最近”，光荣地站立在保卫祖国的战位上。

　　站在祖国万里边关，我守护我见证——

　　过去·现在·未来

　　■郑蜀炎

　　时间当然有色彩，总在用艳丽的春光涂抹万里边塞；

　　岁月当然有表情，无论多么遥远都瞩望到凝重的爱；

　　历史当然有温度，山河万里处处延续着火热的情怀。

　　——摘自一位边防战士的诗句

　　“边关军语”见证边防变迁

　　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标志性建筑——要么是楼层的高度、要么是历史的悠久、要么是设计的先锋时尚……它们以自己的绚丽风姿成为一个城市值得炫耀的地理标志。

　　与城市距离千里万里的边防线上，有一些哨所边卡虽然并不起眼，但在祖国人民眼中，在每一个军人心中，同样成为了巍巍长城、钢铁雄关上灿然夺目的时代标志。

　　比如神仙湾哨所，这里当然没有神仙，但是，战士们在海拔5380米的雪山生活战斗，巡逻路线还必须经过海拔5900多米的“英雄顶”，云里行雪中走，的确和传说中那些孤傲的神仙差不多了。再比如天文点，因为上世纪50年代科学工作者在此观察、测量过天文数据而得名，仅凭此就可以想象到它与蓝天的距离。还有甘巴拉雷达站，在藏语里这是“无法超越的山”，而我们的战士却超越了冰峰绝顶，建立起世界上最高的人控雷达站。

　　当然，还有更多的边防哨位哨卡，则如同喜马拉雅山脉一个边防哨所的名字——无名湖，籍籍无名却不可或缺。一个个无名的战位，一个个无名的身影，官兵们用无名的奉献，用默默的坚守，让很多第一次走近他们的人真真切切地领悟到，何为“肃然起敬”。

　　几十年前，当红旗漫卷新中国的版图时，许多解放了自己家乡的军人，又一次挥别家乡，剑指边关、壮行天涯、笑卧冰雪、涉险攀绝。于是，人民军队的行列中有了边防军，古老而遥远的边疆大地回荡起八一军徽辉映下的“边塞诗”新篇……

　　一部边防变迁史，万卷戍边传奇事。

　　海拔、含氧量、“生命禁区”、“无人区”……这些别人只是在课本上读到的词语，却构成了独特的边海防元素，用许多超越了我们想象的情节，构成了一位位无名的边防军人的每一天。

　　有一些曾经流行于边防的“边关军语”，亦被称为了解边防的“小辞典”，它们以特别的言说方式，见证在边关特殊的自然环境下，老一代戍边军人的侠骨壮心、热血情怀，只言片语间记录下了铮铮雄关的发展脉络、沧桑履迹。

　　“脚板路”——边防建设初期，许多界碑尚湮没在大山深处，边防巡逻时根本没有路，但哪里有中国的界碑哪里就要有中国边防军人的脚印。凭此信念，战士们以自己的脚板为路，脚所踏处就是路，不惧雪急风猛，不畏山高路遥，每一块界碑就是一个阵地，每一次巡逻都是一次必胜的战斗；

　　“冰驾”—每至严冬，边防的所有地面通道全部被凸凹的冰层凝冻阻断。为了保证边防运输，只能借助厚厚的冰河。在这滑溜溜的冰面上开车可不是好玩的，需要有专门的技术和规则。因此，每年冬季的“冰驾”培训都是边防运输兵必不可少的专业课程；

　　“太阳色”—北方战士来到热带边防，首先要经历的考验，就是在酷热的烈日烤晒下完成边境勤务。一趟一身汗，一天一层皮。经过一个夏天一次次的脱皮，皮肤上便涂抹了一层黝黑闪亮的色彩，战士们自豪地命名为“太阳色”；

　　“封山季”—对位于冰峰雪山的哨卡官兵而言，每年只有两季：开山季与封山季。封山季往往要占更长的时间。在冰雪中与世隔绝，岁月似乎已凝固于一山一哨。待开山之日，各种物资赶运而来，但所有皆抵不得积压了一冬的家书；

　　“黑白餐”——由于历史的原因，高原边防曾经因为种不出蔬菜，餐桌的主色调只有一白：米面，二黑：海带、木耳等脱水干菜；

　　“望亲假”——海岛的边防军人揣着假条受阻于台风不能下岛、军嫂上海岛探亲时遇上寒潮困在岛外。离肠万种的夫妻隔水相望却不能相聚，望着茫茫海水滔滔浪，“远在彼兮，旦夕以待”，探亲假就这样变成了“望亲假”……

　　岁月千帆过尽，许多新闻已经成为了历史，但边关永远是新闻的沃土。这些堪称见证边关变迁的“边关军语”已然渐行渐远，成为荣誉室里让人泪流满面的陈列。随着祖国和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飞速发展，历史性的巨变成为今日边防线上最壮丽的色彩。然而，在边防发展的年轮刻度里，英雄与忠诚，使命与责任，光荣与梦想，是永远不变的主题词，是永恒不变的赤胆忠心凛凛风骨，是薪火相传的热血壮歌。

　　我们当然在期待着，在那云青水澹间，灿然相陈出更具时代风采、更新更美的“边关军语”。

　　沧桑岁月见证不变的壮美情怀

　　边防既是地理概念亦是政治概念的表述，史学家用学术的语言将边防地域称为“历史现场”；而说书人则先声夺人，张口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而我更喜欢古代兵书上的描述：“边之域，士以戍。”因为有了人的戍卫，天涯边地才构成了雄关要塞。

　　“日月每从肩头过，江山要靠世代守；横批：光前裕后。”这是从某边防哨所岗楼上抄下的一副对联。是的，祖国的万里边防线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变中有永恒的不变，那就是一代代戍边人血脉相传的英雄情怀，一辈辈边防官兵绵延不绝的牺牲奉献精神。

　　“满门忠烈”不是书本传奇，而是边防线上凝聚着忠诚热血、锵金铿玉的一个章节。

　　她当得起这个称号。在2020年度“最美退役军人”发布仪式上，80余岁的英雄母亲王昌群那已经不能用挺拔来描述的身躯，拥有的已不仅仅是“最美”，而且是我们民族审美观念的另一个高阶——壮美。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其实，她心里从来没认为自己已经退役，而是一个在40年的时间，将自己与边防，将小家与国家紧密联系、融合起来的母亲。

　　15岁时，她从家乡报名参军，成为解放大西南战场上的女战士。星移斗转间，她退役在边疆，而其终身伴侣刘斌，一位在解放战争中就担任连长的老军人，也成为了边防部队的领导。

　　我的兵之初，便是这位首长的下属。

　　没想到的是，我从事新闻工作后头一次采访的典型，竟然是老首长的孩子——他叫刘光，入伍在边防，在“虎踞龙盘”之地结束了3年的军校生活，毕业回到了南疆，成为一线边防部队侦察连的副连长。

　　原昆明军区授予刘光“立志献身边防的模范干部”称号，采访中，翻阅到这个于少年时代相识的烈士留下的诗歌，竟然让我泪流满面，久久难以动笔。那诗中有这样一句：“临去前留给母亲一句话：把我埋在边境，这里多了一座坟墓，不——那是一座兵营。”

　　更没想到的是，在写下《生为边防战斗，死为人民献身》的典型通讯后，又接到记者生涯中最艰难的采写任务——1984年7月13日，边防某部代理排长，刘光的弟弟刘明，和哥哥牺牲在同一片焦土战场，更为揪心的是，他也喜欢诗，在笔记本上抄录了哥哥的遗作；他也22岁，一个已经触摸到青春的年龄。

　　完全可以想象老首长夫妇那滂沱纵横的老泪，但是，这个边防军人家庭的选择却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凛凛风骨、耿耿忠心——他们把刚从军医学校毕业的女儿、在部队医院担任外科医生的女婿再一次送到前线医疗队，刘斌司令员作为前线指挥员一直战斗在一线，王昌群则成为了支前领队，奔波在战火中……

　　历史学家说：“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就是努力重现往昔生命的历史。”而新疆边防阿拉山口的战士则说：“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就是老哨长用生命留下的创业史。”

　　阿拉山口曾以“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的大风口而出名。60年前，首任哨长吴光胜受命进驻。他带领战友顶着迎头风走了80多公里，来到这个风沙的世界，靠挖“地窝子”建起了最初的哨所。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老哨长当然也有转业之日。而他的家乡，是与阿拉山口有霄壤之别的扬州。没想到人在繁华的温柔之乡，却心心念念地挂记着那风扬沙飞之地。几年前，他去世时，唯一的遗愿就是把骨灰撒在阿拉山口，和年轻的战友们继续守望国门。

　　从此，连队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当巡逻经过这一段边防线时，官兵们都要伫立注目，向老哨长表达新一代戍边人的致敬。当然，那个“地窝子”的旧址，今天已经成为“黄金口岸”，它所在的地区，如今被称为“亚欧大陆桥头堡”。

　　今年连队的春节晚会上，大学生士兵陈嘉龙朗诵了自己写的诗句：“我们和老哨长一样，青春从来属于风，一直在鲜红的国旗上扬动。”

　　新一代的戍边人非常清楚地知道，用年轻的脚步去跋涉、用青春的热血去守卫祖国的疆土，无论在哪一个年代，都是青年人不可推卸的肩头之责。不同的是，历史在变化，所需要担负的责任也发生着改变。

　　上个世纪50年代，在进军西藏的路上，一位边防军人的后代出生了。这个被母亲用藏袍裹着在马背上颠了几个月的孩子后来也成为西藏边防军人。不同的是，他父亲曾是运输科长，可所管辖的除了骡马就是牦牛；而他则成了汽车团长，虽然手中更新了好几代好几型汽车，但没想到还是落后了——落后于自己的儿子。

　　今天，这个边防军人家族的第三代，同样延续着向边防运输物资的任务，可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是，他手中掌控的既不是缰绳，也不是方向盘，而是无人机的操纵平台。卫星定位、智能巡航、定点投送，这种全新的投送模式，打破了边防哨所保障“最后一公里”的难题，被一线的战友们戏称为“空中骡马队”……

　　历史学家说过：“历史不是关于过去的科学，而是关于现在的科学。”历史是时间的流逝也是精神的聚光，时代是岁月的叙事也是未来的坐标。我相信——

　　任何年代，年龄都不是构成青春的唯一标志。

　　任何岁月，沧桑终将是点燃情怀的一种色彩。

　　梦想无疑就是人生的“导航图”

　　都说边关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但在西部戈壁滩上的空军某边防雷达站，虽然3月天依然不见花媚叶茂，可官兵们传统的迎春节目已经开始——斗春，就是比一比谁能种出最早的一抹春绿来。

　　老雷达兵赵国强的话比那些“心灵鸡汤”更富哲理：“都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面向未来，我们就是栽树的前人。”在大家春风释怀般的笑声中，我感受到了青春和梦想的含义。

　　他做的和说的一样的好。在几年戍边生涯中，他自己探索出的一个“土方”，已经在盐碱地里种活了10余棵沙枣树。对此，他有一个不算“高大上”，却沁人心脾的绿色梦想——当告别边关时，能看见这片盐碱地上枣花摇曳、绿树成荫。

　　循大道，可至万里；抬望眼，天路迢迢。对于这些新一代戍边人来说，面向未来，梦想无疑就是人生的“导航图”。

　　梦想是一种追求——伊犁边防线上的文科大学生士兵刘侃起步于连队的“党史讲述人”，他利用自己所学专业，依托强军网建立起一个学习平台，尝试了“虚拟讲台”“情景小品”等授课形式。当他站上本部队理论学习“C位”后，又开始把眼光投向军事训练的“龙虎榜”。

　　梦想是一种目标——边防某雷达站技师孔润辉外号“鹰眼”，说的是他在雷达维修和观测上的功夫。原先，他是步兵班长，可凭着对雷达的向往，成为一名身怀绝技的雷达高手。迈向成功的每一级台阶都垫着一本本知识之书——这些年来他研读了200多本专业书籍，写下20多万字的笔记。他的梦想就是能把笔记编辑、整理成一本通俗易懂的《雷达兵宝典》。

　　梦想是一种坚守——海防小岛风吹如吼，官兵好不容易在礁石间的“巴掌地”“鞋底田”种上蔬菜，却总被风吹坏。守卫海岛多年的指导员孙岩从未放弃改变海防面貌的努力，他的梦想就是设计“海岛春天一号工程”，能使“风收田”成为“丰收田”。而其中的“骨干工程”——2000米的茅草挡风带已经准备好在今春开工。

　　梦想是一种阳光——边防官兵自我介绍时总是充分自信，听他们述说梦想，有如一种青春的阳光照在心上。边防某部侦察班班长姚灿灿的梦想和其名字一样灿烂：设计一个风筝式的“风动力山地海岛专用飞行器”，有风就能够飞翔。第一次在边防带新兵的班长邓柳，喜欢研读古今中外带兵之道，他的梦想可真不算小：既然班长是“军中之母”，那就希望自己“桃李满边防”，成为未来许多将军和英雄们的启蒙班长……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尽管年轻，尽管稚嫩。或许很多的梦想，还只是大泽涓滴、云轻星粲。诚然，并非所有梦想都能点燃天空，但是能够点燃天空的，必定来自梦想的火种。

　　平生踪迹勇士心。青春岁月守边防，无疑是人生最具魅力的一次远行。而新一代戍边人胸怀梦想、激情洋溢的青春，使他们的生命，也使得祖国万里雄关、绵延边防的未来“花花锦锦、活活泼泼”，有了“无限声情、无限意味”。

　　(采访中得到丁正仁、钱春燕、叶 明、罗晓光等大力协助)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